《大医精诚》）

——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医术精通

张湛曰: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今病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荣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审之。而寸口关尺有浮沉弦紧之乱，腧穴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异，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岂不殆哉!若盈而益之，虚而损之，通而彻之，塞而壅之，寒而冷之，热而温之，是重加其疾。而望其生，吾见其死矣。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

诚心救人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

大医之体

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馐迭荐，食如无味;醽醁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

为医之法

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 ? 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冥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

人物介绍——孙思邈

孙思邈，京兆东原人（今陕西省耀县孙家塬）人，出生于隋开皇元年，卒于唐永淳元年。活了102岁（也有说他活了141岁），他是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历史上被人们尊为“药王”。

孙思邈7岁时读书，就能“日诵千言”。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并对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精通，被人称为“圣童”。到了二十岁，已精通诸子百家学说，既“善谈庄、老”，又“兼好释典”，学问非常渊博。隋唐两代帝王屡次请他做官，他都“固辞不受”，而立志学医，他的这种认识，是从切身体验中得来的。他小时候，体弱多病，要经常请医生诊治，“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周围贫苦百姓，也跟他一样，因为患病弄得穷困不堪，有的竟得不到治疗而悲惨死去这些事，使他感到：“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千金要方》自序）。因此，他十八岁开始，就“志于学医”，并下了很大的苦功，所谓“青衿（古学子所穿的衣，后称入学的生员）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千金要方》自序）。经过这样长期刻苦的钻研，他的医学造诣很深，成为隋唐时期医药界的佼佼者。宋代林亿称道：“唐世孙思邈出，诚一代之良医也”。

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共三十卷，内容极为丰富。分医学总论、妇人、少小婴孺、七窍、诸风、脚气、伤寒、内脏、痈疽、解毒、备急诸方、食治、平脉、针灸等，共计二百三十二门，收方五千三百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首创“复方”。《伤寒论》的体例是一病一方，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发展为一病多方，还灵活变通了张仲景的“经方”。有时两三个经方合成一个“复方”，以增强治疗效果；有时一个经方分成几个单方，以分别治疗某种疾病。这是孙思邈对医学的重大建树，是我国医学史上的重大革新。《千金翼方》是对《千金要方》的补编。书名含有和《千金要方》相辅相济，羽翼双飞的意思。此书共三十卷，其中收录了唐代以前本草书中所未有的药物，补充了很多方剂和治疗方法。首载药物八百余种。这两部书，合称为《千金方》，收集了大量的医药资料，是唐代以前医药成就的系统总结，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类书，对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医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郭思高度评价《千金方》，说：“世皆知此书为医经之宝”（《千金宝要》）。清代医学家徐大椿也认为该书“用意之奇，用药之功，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医学源流论》）。这书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而且还影响到国外，如朝鲜，日本。公元六O八年，日本来中国学医的医生，就把《千金方》等方带回日本，对日本的汉医影响深远。

由于孙思邈结合实践，虚心地广泛地学习各家之长，所以医学水平很高，有许多独特的贡献。其中，对脚气病的治疗最为擅长。脚气病是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B引起的。这种病多少年来折磨着江南一带群众。孙思邈在学习前人和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提出一个有奇效而又简便的防治方案，那就是用防己、细辛、犀角、蓖麻叶、蜀椒、防风、吴茱萸等含有维生素B1的药物来治疗，用含有维生素B1的谷皮（楮树皮）煮汤调粥常服来预防，这在世界医学史也是非常先进的。欧洲于公元一千六百四十二年，开始作脚气病的研究，而孙思邈早在公元六百年左右，已经详加论述，并掌握了正确的防治方法，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年。

孙思邈特别重视妇幼保健，是创建妇科的先驱。他在《千金要方》中首例妇科三卷，儿科一卷，把妇儿科放在突出的地位。他还打破当时医学界“各承一业”的陋习，主张用综合疗法治病。他说：“良医之道，必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他本人用药、用针、用灸都很精熟，对病人，不问“贵贱贫富”，不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赶救”。一次，他在路上看到几个人抬着棺材在前面走，从棺材里滴出几点鲜血，后边跟着一个老婆婆，伤心大哭。这种情况引起他的注意。一问，才知道棺材里的“死人”是老婆婆难产刚死的独生女儿。他告诉老婆婆，产妇并没有死。于是开棺抢救。一看，产妇脸色蜡黄，一丝血色也没有，同死人无异，但一摸脉搏还在微微的跳动。孙思邈选定穴位，只扎了一针，不一会，产妇就苏醒过来，胎儿也顺利下产。眼看母子得救，大家十分感激，齐声称赞他的医术高明。《历代名医图赞》称道：“唐孙真人，方药绝伦，扶危拯弱，应效如神”（《本草蒙筌》）。

孙思邈在生之年为医药事业作了那么多重大的贡献，临终时，却遗嘱“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他的家乡人民给他修庙立碑，把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山上至今保留有许多有关孙思邈的古迹，如“药王庙”、“拜真台”、“太玄洞”、“千金宝要碑”、“洗药池”等。这也说明历代人民对他的感情是多么深厚。

人物介绍——葛洪

葛洪(283—363)，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郡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人，东晋道教理论家、著名炼丹家和医药学家，世称小仙翁。他的父亲曾在东吴做官，担任会稽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隐，葛洪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后来葛洪又从师鲍玄，鲍玄见他年轻有为又聪慧上进，就把他女儿——著名的女灸法家鲍姑嫁给了他。

葛洪自幼十分好学，13岁时父亲去世后家境败落，他靠上山砍柴换取学具用来学习。他经常写字、抄书直到深夜。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医学家、道家、炼丹家和药物学家。

主要成就有《抱朴子》和《肘后备急方》。

《抱朴子》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分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内篇说的是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病等事，属于道教的著作。但其中《金丹》、《仙药》、《黄白》等部分是总结我国古代炼丹术的名篇；外篇说的是人间得失，世道好坏等事。其中《钧世》、《尚博》、《辞义》等篇，是著名的文论著作。《抱朴子》对之后道教炼丹术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为研究中国炼丹史以及古代化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炼丹实验中得来的药物，他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肘后备急方》是葛洪在广东编著的一部简便切用的方书。收录的方药大部分行之有效，采药容易，价钱便宜。而且篇帙不大，可挂在肘后随行（即今天所说的袖珍本），即使在缺医少药的山村、旅途也可随时用来救急。这部书上描写的天花症状，以及其中对于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描述得十分精确。书中还提到了结核病的主要症状，并提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还涉及到了肠结核、骨关节结核等多种疾病，可以说其论述的完备性并不亚于现代医学。书中还记载了一种叫瘈犬咬人引起的病症，病人非常痛苦，只要受到一点刺激，听到一点声音，就会抽搐痉挛，甚至听到倒水的响声也会抽风，因此，有人把这种病叫做“恐水病”。葛洪首创地应用狂犬的脑敷贴在被咬伤的创口上，以治疗狂犬病的方法。狂犬脑中含有抗狂犬病物质，到十九世纪法国巴斯德才作了证明。

葛洪的医学著作，据史籍记载，尚有《金匮药方》一百卷，《神仙服食方》十卷，《服食方》四卷，《玉函煎方》五卷。

人物介绍——叶天士

叶天士(1666-1745)，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祖籍安徽歙县，其高祖叶封山从安徽歙县蓝田村迁居苏州，居上津桥畔，故叶天士晚年又号上津老人，是清代著名医学家，四大温病学家之一。

叶天士少承家学，祖父叶紫帆医德高尚，父亲叶阳生，医术更精，读书也多。叶天士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后，家贫难为生计，便开始行医应诊，同时拜父亲的门人朱某为师，继续学习。他聪颖过人，"闻言即解"、一点就通，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见解往往超过教他的朱先生 。

叶天士从小熟读《内经》、《难经》等古籍，对历代名家之书也旁搜博采，孜孜不倦，且谦逊向贤。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叶家世代业医，祖父叶时，甚通医理，父亲叶朝采，益精其术。叶天士自幼耳濡目染，也有志于此道，少时即受家学，不到三十岁就医名远播。除精通医术外，叶天士在其它学问的研究中也具严谨精细的治学精神，博览群书、学究天人，使医术和学术相得益彰。他觉得"学问无穷，读书不可轻量也"，虽身享盛名但手不释卷，体现了学无止境的进取精神。叶天士与薛雪是同一时代的温病大家，二人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便相互排斥，频有学术争执。叶天士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踏雪斋”，薛雪把自己的书房题作“扫叶山房。”一次，叶天士的母亲病了，高热大汗，面赤口渴，脉象洪大，叶天士开了药方，可服后总不见效，他知道治疗母亲的病应该使用白虎汤，可总是担心母亲年岁已大，受不了这种攻伐力量强的方剂。薛雪闻得此事后，笑道：“老太太得的是这个病，本就该用白虎，药下对了，当然不会伤人，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叶天士闻言顿悟，便改用此方，果然很快就好了。于是，他亲自前往薛雪家中，拱手作揖，诚心请教，薛勇也十分感动，二人尽弃前嫌，从此成了至交密友，也是一段趣谈。

叶天士除精于家传儿科，在温病一门独具慧眼，并有其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杂病方面，他补充了李东垣《脾胃论》中“详于脾而略于胃”的不足，提出"胃为阳明之土，非阴柔不肯协和"，主张“养胃阴”；在妇科方面，阐述了“妇人胎前产后、经水适来适断之际”所患温病的症候和治疗方法；他对中风一症有独到的理论和治法，还提出久病入络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叶天士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是中国最早发现猩红热的人。在温病学上的成就尤其突出，是温病学的奠基人之一。所著《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叶天士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论点，概括了温病的发展和传变的途径，成为认识外感温病的总纲，还根据温病病变的发展，首创温病"卫、气、营、血"辨证大纲，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辟了新途径。有一年，苏州发生大温疫，他救活了不少人。其中有个“打更”的人，全身浮肿，又黄又白，病情十分险恶。别的医生看了，都说没得救。叶天士经过细致诊察，只用两剂药就把他的病治好了。

叶天士生前伤病盈门、日日忙于诊治病人，无暇亲笔著述。他留给后学者的宝贵医学著作，全部都是他的门人和后人搜集、整理的结果。主要著作有《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等。

人物介绍——王清任

王清任（1768-1831），字勋臣，河北省五田县人，世居玉田县鸭鸿桥。他曾做过武库生，后至北京行医，是嘉庆至道光年间的名医。

王清任初为邑武痒生，纳粟得千总衔。为人刚直磊落，凡事主正义，在乡鸦鸿桥河东村开小药铺时，立匾额曰“正中堂”，故意小书“中”字，以讥县衙，因而受到迫害。只好流落他乡行医。其约于二十岁左右习医，即发现“古人脏腑论及所绘之图，立言起处自相矛盾”。十年间存更正之心而无腑腑可见。直至1797年四月初旬，游医于滦州稻地镇，见诸义家中尿小儿因染瘟疹痢症而死以席裹半埋者甚多，而犬食之余，皆破腹露脏，于是不避污秽，每日清晨往看细视，如此一连十天，凑集看全三十余人，大抵已明脏腑解剖位置。但因胸中隔膜一片，其薄如纸，看时皆已破坏，未能验明，时时牵记于心。后又观察了两个行刑犯人，可惜“虽见脏腑，隔膜已破，仍未得见”。到（1829）年十二月十三日夜，遇江宁布政司恒敬公，曾镇守哈密，领兵喀什噶尔，所见诛戳尸最多，于隔膜一事最悉，乃拜叩而问，细细说明形状，前后历42年，终于访验得确。于是绘出《脏腑图记》，并成《医林改错》一书，时在道光庚寅年（1830）孟冬。

王清任作为一位杰出的医学革新家，在所著《医林改错》中，一是比较准确地描述了胸腹腔内脏器官、血管等解剖位置，较过去有改正，有发现；二是创活血化瘀新理论拟出许多新方，于临床颇有奇效；三则否定胎养、胎毒等陈说及综成“灵机记性在脑不在心”新说，其贡献巨大，值得肯定。

人物介绍——张仲景

张仲景 ，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郡涅阳县（今河南南阳）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张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人物介绍——华佗

华佗 （约公元145年－公元208年），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医学家。

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少时曾在外游学，行医足迹遍及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其擅长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遭曹操怀疑，下狱被拷问致死。

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华佗经过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熟练地掌握了养生、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精通内、外、妇、儿各科，临证施治，诊断精确，方法简捷，疗效神速，被誉为“神医”。

华佗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华佗到处走访了许多医生，收集了一些有麻醉作用的药物，经过多次不同配方的炮制，终于把麻醉药试制成功，他又把麻醉药和热酒配制，使患者服下、失去知觉，再剖开腹腔、割除溃疡，洗涤腐秽，用桑皮线缝合，涂上神膏，四五日除痛，一月间康复。因此，华佗给它起了个名字——麻沸。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如果需要灸疗，也不过一两个穴位，病痛也就应手消除。如果病患集结郁积在体内，扎针吃药的疗效都不能奏效，应须剖开割除的，就饮服他配制的“麻沸散”，一会儿病人就如醉死一样，毫无知觉，于是就开刀切除患处，取出结积物。病患如果在肠中，就割除肠子病变部分，洗净伤口和易感染部分，然后缝好腹部刀口，用药膏敷上，四五天后，病就好了，不再疼痛。开刀时，病人自己并不感到疼痛，一个月之内，伤口便愈合复原了。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中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   

华佗也是中国古代医疗体育的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善于治病，还特别提倡养生之道。他曾对弟子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俗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户枢不朽也”。华佗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的预防理论，为年老体弱者编排了一套模仿猿、鹿、熊、虎等五种禽兽姿态的健身操——“五禽戏”。身体不舒服时，就起来做其中一戏，流汗浸湿衣服后，接着在上面搽上爽身粉，身体便觉得轻松便捷，腹中想吃东西了。他的学生吴普施行这种方法锻炼，活到九十多岁时，听力和视力都很好，牙齿也完整牢固。五禽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华佗生活的时代，是在东汉末年三国初期。那时，军阀混乱，水旱成灾，疫病流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王粲在其《七哀诗》里，写了这样两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目睹这种情况，华佗非常痛恨作恶多端的封建豪强，十分同情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人民。为此，他不愿做官，宁愿捍着金箍铃，到处奔跑，为人民解脱疾苦。华佗看病不受症状表象所惑，他用药精简，深谙身心交互为用。华佗并不滥用药物。华佗重视预防保健，“治人于未病”，观察自然生态，教人调息生命和谐。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患者，则不加针药，坦然相告。 

华佗不求名利，不慕富贵，使他得以集中精力于医药的研究上。《后汉书·华佗传》说他“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尤其“精于方药”。人们称他为“神医”。他曾把自己丰富的医疗经验整理成一部医学著作，名曰《青囊书》，可惜没能流传下来。但不能说，他的医学经验因此就完全湮没了。因为他许多有作为的学生，如以针灸出名的樊阿，著有《吴普本草》的吴普，著有《本草经》的李当之，把他的经验部分地继承了下来。至于现存的华佗《中藏经》，那是宋人的作品，用他的名字出版的。但其中也可能包括一部分当时尚残存的华佗著作的内容。 

人物介绍——扁鹊

扁鹊，战国时期医学家，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卒于赧王五年（前310）。扁鹊善于运用四诊：望闻问切。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扁鹊在诊视疾病中，已经应用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即后来中医总结的四诊法：望诊（看看他的脸色等）、闻诊（听听病人最近做了什么事情后生病）、问诊（问问有没有干可以导致生病的一些事情）和切诊（看看他的脉搏），当时扁鹊称它们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这些诊断技术，充分地体现在史书所记载他的一些治病的案例中。他精于望色，通过望色判断病证及其病程演变和预后。如他晋见蔡桓侯时，通过望诊判断出桓侯有病，但是病情尚浅，病位还只是在体表腠理的部位。他劝蔡桓侯接受治疗，如不治则病情将会加深。桓侯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治疗。不久，扁鹊再度晋见桓侯时，指出其病情已加重，病位已进展到血脉，再次劝说其接受治疗，以免病情更加发展。桓侯仍然拒绝治疗，心中不悦，认为扁鹊在炫耀自己，并以此牟利。当扁鹊第三次晋见他时，认为病情已恶化，病位进入到内部肠胃，如不及时治疗，终将难治。桓侯仍不予理睬。最后一次，扁鹊通过望诊，判断桓侯病情危重，已进入到骨髓深处，病入膏肓，无法救治。果然不出所料，齐桓侯不久即发病，终于不治而死。此病例说明扁鹊当时已经能很好应用望诊，而且诊断水平相当高。

在治疗方面，扁鹊能熟练运用综合治疗的方法。其中，从治疗虢太子一例，他所用的方法有砥石，即针刺法，还有热熨法和服汤药法等。综合疗法为扁鹊行医时的主要治疗措施。先秦时期，在临证中，医学尚未明确分科。尽管《周礼》中已有兽医、食医、疾医和疡医之分，但这仅仅是在宫廷中的设置。兽医、食医、疡医分别管理牲畜疾病、宫廷饮食调配和以刀剪割切的外科等事项。除此以外的其他病证，都属疾医的范畴。扁鹊是一位能兼治各科疾病的多面手，齐桓侯、虢太子等案例，都说明他是内科方面的能手。扁鹊还能根据当地的需要，随俗为变地开展医疗活动。当他游历到秦国时(今陕西咸阳一带)，就专治小儿疾病；当他云游到邯郸(当时为赵国都城)时，又主要诊视妇科病证；而当他到雒阳(当时是周国的首都，今为河南洛阳)时，便主要从事老年人病证的治疗，多医治耳、眼等五官病证。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了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

扁鹊在自己的医疗生涯中，不仅表现出高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还表现出高尚的医德。他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如他治好虢太子的尸蹶证后，虢君十分感激，大家也都称赞他有起死回生之术，扁鹊却实事求是地说：“这是患者并没有死，我只不过能使他重病消除、回复他原来的状态而已，并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扁鹊十分重视疾病的预防，有防病于未然的思想。他认为对疾病只要预先采取措施，把疾病消灭在初起阶段，是完全可以治好的。他曾颇有感触地指出：客观存在的疾病种类很多，但医生却苦于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因此，他很注重疾病的预防。

先秦时期，在《史记》中有扁鹊的 “六不治”。这六不治包括：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形羸不能服；衣食不能适；阴阳并，藏气不定。即六种病人：一是依仗权势，骄横跋扈的人；二是贪图钱财，不顾性命者；三是暴饮暴食，饮食无常者；四是病深不早求医者；五是身体虚弱不能服药者；六是相信巫术不相信医道者。他的医疗经验极其丰富，曾编撰过颇有价值的《扁鹊内经》9卷和《扁鹊外经》12卷，可惜均已失传，这是祖国医学的极大损失。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在这四诊法中，扁鹊尤擅长望诊和切诊。当时，扁鹊的切脉技术高超，名扬天下。扁鹊无私地把自己的医术传授给门徒，他的徒弟子阳、子豹、子越等人都是有所成就的人。

后来在汉代出现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一书，有人认为是根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书的，并且署名扁鹊(秦越人)所著。近代还有人认为他的学说影响深远，形成了扁鹊学派。

人物介绍——李时珍

李时珍（1518-1593），字东璧，晚年自号濒湖山人，湖北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之瓦屑坝（今博士街）人，明代著名医药学家。后为楚王府奉祠正、皇家太医院判，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文林郎”。

李时珍自1565年起，先后到武当山、庐山、茅山、牛首山及湖广、安徽、河南、河北等地收集药物标本和处方，并拜渔人、樵夫、农民、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参考历代医药等方面书籍925种，考古证今、穷究物理"，记录上千万字札记，弄清许多疑难问题，历经27个寒暑，三易其稿，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完成了192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此外对脉学及奇经八脉也有研究。著述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等多种。 被后世尊为“药圣”。1982年，其墓地李时珍陵园(李时珍墓)被国务院列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李时珍临证，推崇张元素，重辨病证，立法严谨，用药得当。治疗时，或化裁古方，或自组新方，或用民间单验方，多有良效。李时珍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很有特色，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改善了古代科学方法，积累了科学研究的新经验。李时珍成功地运用了观察和实验、比较和分类、分析和综合、批判继承和历史考证方法。

1.观察和试验是本草药研究的基本方法。李时珍对药物采用亲自采集、仔细观察，以得其真的方法，获得很大成功。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分类使药物研究体系化，关键还是如何确立分类的标准。李时珍打破本草学沿用已久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建立了三界十六部分类法，使分类体系更为科学化。此外，他还在陶弘景主治药分类法基础上，建立了更完善的百病主治药分类法，创立了药物归经分类法。

2.李时珍为弄清每味药物，提出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八项任务，这八项不是每味药全有，有的五项、六项不等。实际上是对每味药既作出系统分析，又进行了全面综合，而在分析基础上，又作了高度概括和综合。

3.批判继承和调查研究是李时珍研究的重要方法。他研究每味药，总是先参考诸家本草，考核诸家异同，用自己观察试验结果，加以参证：《本草经》中只载枸杞之名，未言明药用部位;《名医别录》指出根大寒，子微寒;《药性论》谓枸杞甘平、子、叶皆同，《本草衍义》说枸杞是梗皮，李时珍说：“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李时珍经过研究，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前人未到之处“，这种精神，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活动中。

4.李时珍躬亲实践，广泛向劳动人民学习，注意调查研究，是他又一重要研究方法。莶一药，众说纷坛，有谓似酸浆，有说为苍耳，有曰即地菘;李时珍经过广泛征询，聚诸草谛视，得出莶即猪膏母之确论，他从京师还，见车夫用旋复花治跌打损伤，遂肯定其益气续筋，补劳损之功。邻家小儿食积，偶取羊食之，归而大吐愈，李时珍因此首载此品种入本草。他从猎户口中知虎骨强志壮神之功能;从菜农处明确芸苔即油菜，从工人处学得防止采矿中毒之法，山人、渔翁、农夫、皮匠、猎户，都是他的老师，使他从调查研究中获益非浅。

5.历史考证方法是李时珍常用的科学方法。通过文献考柬，《本草纲目》中记载了来自天竺、大食、南洋、胡人、蕃人及由梵文、佛经中得到的医药知识。经过历史考证，指出“按《本经》胡麻亦名巨胜，《抱朴子》云，巨胜一名胡麻，以黄麻于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而又误矣，不可不辨“。

李时珍主张人定胜天，通过以上研究方法取得的成果，使他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认为药性不是固定的，可用人工方法改造其自然性能。药性下沉者，用酒引之使其升;升浮者以咸寒药引之使降，李时珍昭示迷信神仙说之误，批判服食飞升举之谬，服金银，为赖水谷血肉之躯所不堪，“求仙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居住水中，步履水上，是邪说;服食成仙“误食之罪，通乎天下“，药物“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

李时珍的著作尚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传世;还有《命门考》《濒湖医案》《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天傀论》《白花蛇传》等，皆佚。

中医典故

防微杜渐

    《后汉书·丁鸿列传》记载了一则故事：东汉和帝即位时仅十四岁，由于他年幼无能，便由窦太后执政，部份大权实际上落入窦太后的兄弟窦宪等人手中。他们为所欲为，密谋纂权。司徒丁鸿见到这种情况，便上书和帝，建议趁窦氏兄弟权势尚不大时，早加制止，以防后患。他在奏章里说：“‘杜渐防萌’则凶妖可灭。任何事情，在开始萌芽时容易制止，等到其发展壮大后再去消除，则十分困难。”和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任命他为太尉兼卫尉，进驻南北二宫，同时罢掉窦宪的官。窦宪兄弟情知罪责难逃，便都自杀了，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宫廷政变。在医学上，防微杜渐体现了预防为主的原则。中医十分重视早期诊治疾病。《内经》说：“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任何疾病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高明的医生应该趁疾病轻浅的时候治疗，若疾病已到深重，会变得比较棘手。《内经》还生动地比喻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因此，中医把一个医生是否能对疾病作出早期诊断和治疗当作判断这个医生医技是否高明的标准，提出“上工治末病”。上工，即高明的医生。

这个成语故事启示我们：隐患要及时清除，以免酿生更大祸端；疾病应及早治疗，以免给机体带来更大的危害。

病入膏肓

    相传，晋国的君主晋景公生病，先请来装神弄鬼的巫医替他治疗，病情反而有增无减。于是，他派人到秦国求医。秦国派了一位名叫医缓的医生去给他治病。医缓的高明医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

当医缓还在去晋国的路上时，晋景公做了个梦，梦见从他的病中跳出两个小人。其中一个说：“医缓是医术高明的医生，可不比前次那个巫医，他恐怕要抓住我们，该往哪里躲避呢?”另一个回答说：“到心的下面、膈的上面，叫‘膏肓’的那个地方去吧，看他能把我们怎么样?”医缓到了晋国，绐晋景公辨症后为难地说：“这病不可治啦!病在膏肓，不能采取攻伐的治法，何况药物也不能到达那里去发挥药效。”

    后来，人们常用“病入膏肓”形容病情严重，难以医救。这句话进一步引申时便用来形容一个人犯错误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起死回生

    有一次，扁鹊路过虢(音国)国，看见全国上下都在举行祈祷，一打听，方知是虢太子死了。太子的侍从告诉他，虢太子清晨鸡鸣时突然死去。

    扁鹊问：“已经掩埋了吗?”

    侍从回答说：“还没有。他死了还不过半日哩！”

    扁鹊请求进去看看，并说虢太子也许还有生还的希望。

    侍从睁大了眼睛，怀疑地说：“先生，你该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我只听说上古时候的名医俞踰有起死回生的本领。若你能象他那样倒差不多。要不然，连小孩儿也不会相信的。”

    扁鹊见侍从不信任自己，很是着急，须知救人要紧哪。他灵机一动，说：“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么，你去看看太子，他的鼻翼一定还在扇动，他的大腿内侧一定还是温暖的”。

    侍从半信半疑地将话告诉了国王。国王十分诧异，忙把扁鹊迎进宫中，痛哭流涕地说：“久闻你医术高明，今日有幸相助。不然，我儿子的命就算完了”。 扁鹊一面安慰国王，一面让徒弟子阳磨制石针，针刺太子头顶的百会穴。一会儿，太子竟渐渐苏醒过来，扁鹊又让弟子子豹用药物灸病人的两胁，太子便能慢慢地坐起来！经过中药的进一步调理，二十来天就康复如初。

    这事很快传遍各地，扁鹊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人说：“他就是使死人复活的医生！”

    扁鹊听了，谦逊地笑着说：“我哪里能使死人生还呢，太子患的是‘尸厥’证，本来就没有死，我只不过是使他苏醒过来罢了。”

    以后，人们常用“起死回生”这个词来形容医生的高超技艺。有些病家有时为了感谢医生，送上一块“扁鹊再世”的横匾，也是颂扬医生医技高超的意思。

对症下药

    华佗是东汉名医。一次，府吏倪寻和李延两人都患头痛发热，一同去请华佗诊治。

    华佗经过仔细地望色、诊脉，开出两个不同的处方，交给病人取药回家煎服。两位病人一看处方，给倪寻开的是泻药，而给李延开的是解表发散药。他们想：我俩患的是同一症状，为什么开的药方却不同呢，是不是华佗弄错了？于是，他们向华佗请教。

    华佗解释道：倪寻的病是由于饮食过多引起的，病在内部，应当服泻药，将积滞泻去，病就会好；李延的病是受凉感冒引起的，病在外部，应当吃解表药，风寒之邪随汗而去，头痛也就好了。

    两人听了十分信服。便回家将药熬好服下，果然很快都痊愈了。

    中医强调辨证治疗，病证虽—，但引起疾病的原因不同，故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后来，人们常用“对症下药”这个成语比喻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处理问题。

讳疾忌医

    一次，扁鹊到了齐国。齐国国君田午热情地招待他。扁鹊见到田午，认真地对他说：“目前，您的肌表部位有疾病，要是不治，会发展蔓延下去。”

    田午是个很自信的人，他听后不以为然地说：“我没有病。待扁鹊退下后，他便对旁人说：“医生就是喜欢靠治疗没有病的人来炫耀自己的本领。我才不信呢！”

    过了五天，扁鹊去见田午，说：“您的病现在到了血脉，不治恐怕要加重了！”田午说：“我没有病！”脸上显露出厌烦和不高兴的神色。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一次向田午提出忠告：“您的病现已深入到肠胃，再不治疗就不可收拾了！”这次，田午竟拂袖而去。

    再过了五天，扁鹊碰见田午，转身便走。田午感到纳闷，派人追上去询问其中的缘故。扁鹊回答说：“当初，国君的病仅在肌表，汤药和灸法可以治；在血脉，针刺可以治；在肠胃，药酒尚可治，现在病入骨髓，即便是传说中掌管生死簿的神也没法治，我更不敢主动请求医治了。”

    五天后，田午果然感到浑身不舒服，病情很快加重，他想起扁鹊，连忙派人去找，哪知扁鹊已经借故离去——中医认为：“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治之无功矣”。没几日，田午便死了。

    这个成语故事告诉我们：有了疾病，应该积极治疗，若讳疾忌医，到头来只会害自己。对待工作，学习中的缺点和错误也一样，应该及时发现，及时纠正。

因势利导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齐国有位名叫孙髌的大将，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兵如神。当时，魏国进攻韩国，韩向齐国求援。齐国便派田忌为将军，孙膑为军师，领兵攻魏。在战斗中，孙膑利用敌人骄傲狂妄、轻视齐军的心理，向田忌献策，他说：“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建议用逐日减灶的计策，伪装溃败逃跑，诱敌深入。田忌采纳了他的计谋。骄傲的魏军果然中计，大摇大摆地尾随齐军进入一个叫马陵的险恶地带。这时，早已埋伏好的齐兵万弩齐发，一举歼灭魏军。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马陵之战”。

    孙膑利用敌人的骄傲心理，诱敌上当，所以取得战役的胜利。中医也很强调因势利导，要求医生根据患者体质、病位等因素而施治。

    早在二千多午前的中医古籍《内经》里就有“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等治疗法则。这里的“轻”、“重”、“衰”、“高”、“下”等都是疾病的“势”，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便是“因势利导”的体现。病在上部较轻浅的，宜轻扬宣散，清代医家吴鞠通常选用质地较轻、气味较薄的药，即“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的治法。古人还根据“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法则，创立吐法，主张服盐汤或用鹅毛刺激喉管引起呕吐，使病邪从上而出。再如，夏秋时令，误食腐败不洁之物，腹泻腹痛，医生亦常因势利导，让病人继续泻下秽臭之物，腹痛、腹泻亦渐好转，若此时止泻，逆其病势，反而有可能加重病情。

    孙膑讲的虽然是兵法，但与中医治病原理相通。难怪清代名医徐灵胎说：“用药如用兵”。他甚至还说：“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认为中医的治疗思想贯穿在《孙子兵法》中。这话颇有几分道理。

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是指根据不同地域的具体情况，制订与之相应的措施。这个成语出自《吴越春秋·阖闾内传》：春秋末年，伍子胥逃到吴国，吴王很器重他。一次，吴王征询伍子胥有什么办法能使吴国强盛起来，伍子胥说：“要想使国家富强，应当由近及远，按计划分步骤做。首先要修好城市的防御工事，把城墙筑得既高又坚实；其次应加强战备，充实武库，同时还要发展农业。充实粮仓，以备战时之需”。吴王听了高兴地说：“你说得很对！修筑城防，充实武库，发展农业，都应因地制宜，不利用自然条件是办不好的。”

    这种“因地制宜”的措施果然使吴国很快强盛起来。无独有偶，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也提出一项因地制宜、治理国家的政策，即“地理环境决定论”。他认为：土地膏腴，出产丰富，使人因生活富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这些地区的国家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贫瘠和崎岖难行的多山国家，人民勤奋耐劳，生活俭朴，勇敢善战，他们不易被征服，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他建议立法者考虑不同的地型环境、气候因素来制定恰当的法律。

    中医强调因地制宜治疗疾病。因为不同的地区所引起的疾病各不相同。在西北高原地区，气候寒冷，干燥少雨，当地人们依山陵而居，常处在寒风凛冽之中，多吃牛羊乳汁和动物骨肉，故体格健壮，不易感受外邪，其病多内伤；而东南地区。草原沼泽较多。地势低洼。温热多雨，人们的皮肤色黑，腠理疏松，多易致痈疡，或易致外感。因此，治疗时就应该根据地域不同，区别用药。如同为外感风寒，则西北严寒地区，用辛温发散药较重；而东南地区，用辛温发散药较轻，这就是因地制宜原则在中医学上的具体应用。

    《内经》专设《异法方宜论》一篇，讨论不同地域的人们易患的病种，以及病变和治法特点等。可见，古代中医学家十分重视因地制宜治疗疾病。

杯弓蛇影

《晋书·乐广传》记载，一天，乐广宴请宾客，大厅中觥筹交错，异常热闹．大家猜拳行令，饮酒作乐。一位客人正举杯痛饮，无意中瞥见杯中似有一游动的小蛇，但碍于众多客人的情面，他硬着头皮把酒喝下。从此以后，他忧心忡忡，老是觉得有蛇在腹中蠢蠢欲动，整天疑虑重重，恶心欲吐，最后竟卧床不起。

乐广得知他的病情后，思前想后，终于记起他家墙上挂有一张弯弓，他猜测这位朋友所说的蛇一定是倒映在酒杯中的弓影，于是，他再次把客人请到家中，邀朋友举杯，那人刚举起杯子，墙上弯弓的映子又映入杯中，宛如一条游动的小蛇，他惊得目瞪口呆，乐广这才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病人疑窦顿开，压在心上的石头被搬掉，病也随之而愈。

乐广称得上是一位“良医”，他懂得怎样去除病人的心病，比一般滥施药物的庸医高明一筹。中医管这种方法叫“祝由”。王冰将祝由解释为“祝说病由”，意为向病人解释病因，让病人打消顾虑，不必用药而病自愈。

若病人对认定时病因笃信不疑，百般劝说无效，这时不妨先依从病人，再设法打消病人的顾虑。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张子和有类似治验。一位病人诉说她在吃饭时误吞下一条虫子，别人怎么解释也无效。她总觉虫子在腹中作乱，整天不得安宁。病家求张子和诊治。张子开出一帖催吐药方，声称病人服药后虫子必从口中吐出，暗中他告诉病人的贴身丫环，趁病人呕吐之机放入一根红丝线到呕吐物中，哄她虫已吐出。丫环依计而行，病人见吐出的东西里果然有一条虫子，从此再不疑心，心胸也舒畅多了。

"堂"的由来

“堂”--凡是历史悠久的中药店都称作“堂”，这个典故为何而来呢?它与名医张仲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张仲景医术高明，深受百姓爱戴。汉献帝建安中期，他被调任长沙太守，当时正值疫病流行，百姓病亡无数，此情此景令张仲景十分痛心，但当时朝廷有“太守不得擅进民宅”的规定，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公堂上挂起一幅“张仲景坐堂行医”的帘子，案毕即为百姓看病。张仲景首创了名医坐大堂的先例，并被传为千古佳话。后来，后人为纪念这位医圣，学习他的高尚品德，就沿用这个名称，把药店称为“堂”，把应诊医生称为“坐堂医生”，意为像张仲景那样不计名利、救死扶伤。

中药为何统称“本草”

自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问世以来，“本草”二字便有了其特殊的含义。药物学被叫做“本草学”，药物专著被称为“本草书”，药物学史被称为“本草史”，明代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经千百年的沿用，“本草”一词已经成了所有中医药物的统称。 为什么称中医药物为“本草”呢?因为“诸药中草类最多也”，这是长期以来人们公认的解释。古代以“草”或“草木”作为植物的代称，而中药里又以植物性药物为主，所以这样的解释是不错的。但若从药物的起源过程来考察，认识还可以再深入一步。一般认为，原始人类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某些动、植物的医疗功效，进而用于医疗实践，这就是药物起源。 由于人类对植物接触最多，认识最早，起初寻找药物时只是在植物中进行，所以最初的药物只有植物性药物。《说文解字》云:“药，治病草也，从草。”这也反映了最初只有植物药的状况。虽然以后又发现了动物药，矿物药，但“草为药之本”的概念一直被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后世把药物称为“本草”的由来。《墨子》中的《贵义》篇有“譬若药然草之本”句，可以算是最先以“本草”言药者。

不为良相，愿为良医

许多中医人常常听到这句话，“不为良相，愿为良医”。它把“医”与“相”并提，更使人深觉学医责任重大。而这个典故来自于范仲淹。 据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记载:宋代名儒范仲淹，有一次到祠堂求签，问以后能否当宰相，签词表明不可以。他又求了一签，祈祷说:“如果不能当宰相，愿意当良医”，结果还是不行。于是他长叹说:“不能为百姓谋利造福，不是大丈夫一生该做的事。”后来，有人问他:“大丈夫立志当宰相，是理所当然的，您为什么又祈愿当良医呢?这是不是有一点太卑微了?” 范仲淹回答说:“怎么会呢?古人说，'常善用人，故无弃人，常善用物，故无弃物'。有才学的大丈夫，固然期望能辅佐明君治理国家，造福天下，哪怕有一个百姓未能受惠，也好像自己把他推入沟中一样。要普济万民，只有宰相能做到。现在签词说我当不了宰相，要实现利泽万民的心愿，莫过于当良医。如果真成为技艺高超的好医生，上可以疗君亲之疾，下可以救贫贱之厄，中能保身长全。身在民间而依旧能利泽苍生的，除了良医，再也没有别的了。” 这是后世相传“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的由来。那些胸怀大志的儒者，把从医作为仅次于致仕的人生选择，正是因为医药的社会功能与儒家的经世致用(即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比较接近。元代戴良说的好:“医以活人为务，与吾儒道最切近”。

神农尝百草

我国古代社会以农为本，关于农神的神话很多，并多与医神联系在一起。传说神农炎帝居于姜水(今陕西岐山一带)，牛首人身。神农见大家靠吃兽肉饮生水难以长久维持，便到处寻找可以果腹的植物，有时一日便中很多毒，他的精神感动了上天，得到神灵的帮助，天降种子，供他种植。神农还制造耕具，教给人们按时令下种。正是在找谷种的过程中，神农中毒又解毒，从而发现了草木的药性。他还用红褐色的鞭子鞭打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味，教给人们认识了植物药。后更有传说神农中毒多次，幸亏事先备好茶来解毒，最后他尝到断肠草，刚一咽下肠子便寸寸断了，来不及喝茶解救而死。这一传说更突出了神农发现药物的艰险及人们对其献身精神的敬仰。

杏林的由来

“杏林”，典出三国时期闽籍道医董奉，据晋葛洪《神仙传》卷十记载:“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十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后来，董奉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需要付钱，只要拿一些粮食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于是，每年董奉用杏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贫民。根据董奉的传说，人们用“杏林”称颂医生，医家也以“杏林中人”自居。

董奉去世后，“杏林”的故事一直流传了下来，明代名医郭东就模仿董奉，居山下，种杏千余株。苏州的郑钦谕，庭院也设杏圃，病人馈赠的东西，也多去接济贫民。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病危，当时的名医严子成给他治好了，他特意画了一幅《杏林图》送给严子成。后来，人们在称赞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医生时，也往往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高手”等词句来形容。近现代的一些医药团体、杂志刊物也常以“杏林”命名。有关“杏林”的佳话，不仅成为民间和医界的美谈，而且也成为历代医家激励、鞭策自己要努力提高医技，解除病人痛苦的典范。

橘井泉香

“橘井”这个词汇起源于西汉年间的苏耽。相传当年湖南郴州瘴病横行、民不聊生，千村薜荔、万户萧疏。当时，家境贫寒的放牛娃苏耽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处处有心的他在跟随山里郎中采药过程中，发现橘树的树叶具有治疗肺、胃、肝病的功能，便开始用庭院中的井水将之煎熬，然后分文不取地施舍给当地的病人，不想竟然控制住了瘴疫，治好了不少患者，从此坊间乡亲均尊称他为“苏仙”并因此声名远播。

据晋代葛洪《神仙传·苏仙公》记载，有一年苏耽外出学道，临行前对母亲说:“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来年果有疾疫，远近悉求其母治疗，皆以得井水及橘叶而治愈。这个故事讲的是，苏耽离家前告诉母亲明年天下将要发生伤寒流行疫病，届时应用庭院中的井水煎煮屋檐旁的橘树的树叶，可以救急治病、祛除瘟疫。第二年郴州果然发生了瘟疫，十里八乡的百姓皆向苏母求治。苏母则按照苏耽的嘱咐，用井水煮橘叶救活了无数乡民。自此，“橘井泉香”这一佳话便流传下来，“橘井”就成了医药界的代名词。

“虎守杏林春日暖，龙蟠橘井泉水香”是我国传统医药史上赞颂高超艺术、高尚医德的著名典故，也是医师仁爱精神的象征。故民代文学大家王世贞曾为之作诗赞道:“橘井汲后绿，杏林种时红。此橘复何忧?年年领春风。”

阴阳鱼

阴阳鱼也即是我们常说的太极图，这一图标之所以被视为中国古代中医药的志徽广为流传，原因在于它一方面蕴含了中医的治疗原理，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古代中医的髙尚医德。我国的中医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而阴阳鱼图中，白鱼代表阳，黑鱼代表阴，黑白之间用“S”形曲线分隔，寓意不断变化的、此消彼长但又始终保持均衡的阴阳关系。另外，阴阳鱼的鱼眼时刻不闭，寓意医生们为了患者的身心健康昼夜不停。

“大夫”、“郎中”的由来

“医生”一词，始见于《 唐六典》：“ 医生四十人”，即指学习医学的人。唐代置学习医，故有了“医生” 之称。医生还有大夫、郎中、杏林等别称。“大夫”、“郎中”是我国古代的官名，但更多的人熟知的这两个词是对医生的称谓。

大夫是北方人对医生的尊称。大夫本是官名。三代时，天子及诸侯皆设之。分为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 3 级。秦汉以来，有御史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等名。宋以前，对医生的称呼较为复杂，一般根据其专科进行称呼，如食医、疾医、金疮医等。加之唐末五代以后官衔泛滥，以官名称呼逐渐形成社会风气。宋徽宗时期将医官放到大夫官阶下，因此从那时起北方人尊称医生为“大夫”。为了区别于官名，将称医生为“大夫”的“大”读成 dài，而不读 dà。

郎中是南方人对医生的尊称。郎中本是官名，即帝王侍从官的通称。其职责原为护卫、陪从，随时建议，备顾问及差遣。战国始有，秦汉治置。后世遂以侍郎、郎中、员外郎为各部要职。郎中作为医生的称呼始自宋代。尊称医生为郎中是南方方言，由唐末五代后官衔泛滥所致。

“悬丝诊脉”的传说

传说，古时因为宫廷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御医为后宫嫔妃或者高官女眷看病时，不能直接望、闻、问、切，只能用丝线一端固定在病人的脉搏上，御医通过丝线另一端的脉象诊治病情，俗称“悬丝诊脉”。

如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的长孙皇后怀孕已十多个月不能分娩，反而患了重病，卧床不起。太医医治后，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大臣徐茂功便将孙思邈推荐给太宗。由于封建社会的礼教束缚，孙思邈便叫来了皇后身边的宫娥采女细问病情，同时要来了太医的病历处方认真审阅，基本掌握了皇后的病情。然后，他便开始 “引线诊脉”，并成功地治愈了皇后。

后来，有人专门请教过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老先生这一问题。他介绍说，悬丝诊脉亦真亦假。所谓真者，确有其事；所谓假者，悬丝纯粹是一种形式。大凡后妃们生病，总要由贴身的太监介绍病情，太医也总是详细地询问这些情况，诸如胃纳、舌苔、二便、症状、病程等。当这一切问完之后，太医也就成竹在胸了。

可见“悬丝诊脉”虽有此事，却被古往今来的人们蒙上了过多的神秘色彩。如果医生事先不通过各种途径获知详细病情，那么不论他医术多高明，仅仅靠“悬丝诊脉”，也未必能有正确的诊断。从孙思邈“悬丝诊脉”的案例来看，也是如此。

悬壶济世

东汉时期，有个叫费长房的人见一老翁在街上卖药，凡吃过他的药的病人，立即见效，药到病除。费长房看了以后，就想拜老翁为师。于是待人散后尾随跟踪，见老翁跳进一家酒店墙上挂的葫芦内，心想这老翁决不是等闲之辈，更增强他拜师的决心。于是，便在酒店挂葫芦处恭候老翁出来，不多时，老翁便从葫芦内跳出来。费长房立即磕头跪拜，认师求教，老翁见费长房诚心求学，便收他为徒，将自己的医术传授于他，后来费长房便成为当时的一代名医。他为了纪念老翁，行医时总将葫芦背在身上。从此以后，郎中行医便用葫芦当招牌，人们也因此把葫芦当作医生的标记。